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连城县新泉镇所写的《给林彪的信》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在红四军党内关于人民军队和党的建设不同意见论争最激烈的情况下发表，对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具有重要意义，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毛泽东《给林彪的信》的写作背景

毛泽东给林彪写这封信的背景分三个时段。

首先是临时军委成立引起限制以至否定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的争论。1929年对于红四军的发展与党的建设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亦是极为重要的一年。是年3月至5月，红四军先后两次入闽，执行创建中央苏区的闽西“六县游击计划”，转战于闽西广大地区，初步开辟了闽西苏维埃区域。在战斗中，红军队伍很快发展壮大，党的建设也日渐完善巩固。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红四军党内，主要是党的领导机关内，在人民军队建设方面政治重要还是军事重要、要不要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有关这些思想分歧的公开争论首先起始于1929年5月底在闽西永定县湖雷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争论的焦点是保留还是撤销红四军临时军委。红军最高领导机关是井冈山时期成立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为中共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前委领导下的军委书记为前委委员、军长朱德。1929年初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转移途中，由于处境险恶、战事紧张，红四军前委于2月3日在寻乌县罗福嶂会议上作出决定，“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以便“应付恶环境，便于机断”。(1)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古田会议纪念馆编：《见证古田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320页。同年5月，红四军纵横于闽西各县，局面大为展开。为应对军队与地方繁多的工作，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军委书记。不久前从苏联学习回国、刚由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在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2)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见证古田会议》，第320页。也受到了毛泽东的严肃批评。由此，临时军委的成立对于红军建设与发展有无积极意义，是存在还是撤销，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在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毛泽东阐述了“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提出“党管一切，一切工作归党支部，党员个人在党组织内的自由应受限制”三项原则，总的精神就是“个人领导还是党的领导”。据此原则，毛泽东主张撤销临时军委。但是朱德、刘安恭等一些同志不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坚持保留临时军委，并指责前委“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3)《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致使红四军党内分歧加深，毛泽东的工作难以展开。

其二，虽然继前委湖雷会议之后召开的白砂会议撤销了临时军委，但党内分歧进一步加深，关于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权威依然难以确立。1929年6月8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白砂镇再次召开扩大会议(4)有些文章把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写成离白砂约10公里的早康村，称其为“早康会议”，但查无准确的史料佐证。目前所见国内权威的表述如：时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江华的回忆《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和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76页的注释、《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上卷第76页、《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卷第148页，均清楚地写明会议在白砂召开，没有关于“早康会议”的记载。，继续讨论湖雷会议未能解决的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书面意见：“(一)前委、军委呈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状态。(二)根本分歧在前委、军委。(三)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的自由。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的问题。(四)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同时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做不起来。”最后毛泽东提出辞职要求，“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5)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见证古田会议》，第321页。